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给我录雨声了。耳机里，她的呼吸像潮水退去前最后的温柔，指尖划过麦克风的绒毛，发出细碎的、像蚕食桑叶的沙沙声。我盯着手机屏幕，看她用棉签轻轻擦拭拾音器，动作慢得像在给时间打麻醉剂。
“今晚想听什么？”她问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几乎要融进背景的电流里。我没回答，只是把音量调高了两格。她笑了，那笑声从耳道一路酥麻到后颈，像有人用羽毛尖儿划过我的脊柱。
她开始用气声念一段旧日记，是关于她养过的一只三花猫。猫走丢那天，她坐在楼道里哭了很久，眼泪滴在水泥地上，发出“嗒、嗒”的声响——她忽然停下来，模仿那个声音，用舌尖轻弹上颚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我的喉结跟着滚动，仿佛那些泪珠正落进我的胸腔。
“其实我早就想走了，”她突然说，声音恢复了正常，甚至有些疲惫，“但每次看到你们说‘晚安’、说‘今天又失眠了’，我就觉得，再录一期吧，再陪一晚吧。”耳机里传来她揉搓纸巾的窸窣声，那声音比任何ASMR都更真实地刺进我的耳朵。
最后一段音频，她没有用任何道具。只是坐在那里，呼吸，偶尔吞咽，然后轻声说：“我要去另一个城市了，那里没有安静的夜晚，但会有新的雨。”她停顿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音频已经结束，才听见她近乎耳语地说：“你们要好好睡觉啊。”
音频结束了。我摘下耳机，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耳鸣的嗡响。窗外没有雨，也没有风。我躺回床上，闭上眼睛，却再也找不到那个能让我沉入梦境的频率。原来她早就把“入睡”的能力，一并收进了她离开的行李箱里。